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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芳邻”：印度、日本、韩国（一）
2008-07-02 17:55:09.0
本文旨在通过对印度、日本、韩国这三个与我们休戚相关重要邻邦的战略地位、民族心态及其成因的简单分析，来就他们与中国邦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做一点粗浅的讨论。在此有必要申明一点，品三并不主张在评价其他国家、民族时一概而论，不过由于文化、宗教以及环境等背景因素不尽相同，各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整体会表现出带有不同趋向的性格特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文中对三国民族心态的讨论是基于群体而言，请勿将其绝对化。
印度
1.中、印误解与民族性格差异
作为亚洲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文明古国，中、印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但边境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却使得这两个相互毗邻的国家咫尺天涯，二者之间的交往从没有达到过陆上接壤国家应有的频密程度。及至近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原本可以通过日益完善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来突破“喜玛拉雅”等这些天然屏障，从而打开中、印间交流的通途。但遗憾的是，真正由两国主导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却是以战争的形式来完成的。此后，不同的意识形态、彼此的敌视情绪又在两国间划上了一道人为的政治鸿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绝大多数印度民众对中国知之甚少，对他们来说中国仅仅是一个人口众多，并且同印度打过一仗的大“邻居”，而对我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信息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从中国的角度看，民众对印度的了解程度同样也是各大国当中最少的，甚至远不如万里之遥的欧美国家。在古代，“天竺”于大多数中国民众心里，有如佛教中的“极乐世界”一样，神秘且遥不可及。而现今，与其说国人对印度是缺乏了解，倒不如说有较深的误解来得更加确切。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也许是因为相貌特征相近，中国人习惯在潜意识里把其他种族分成几类：诸如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包括盎格鲁-萨克逊人）和斯拉夫人等通常被划在一起；而雅利安人的另一分支波斯人又容易被和阿拉伯人、印度人（包含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等）归为一类。不过事实上这些民族在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根本无法混为一谈，而这当中尤以对印度的误解程度最深。按照我们习惯的看法，印度人与波斯、阿拉伯等同属性情彪悍，极富进攻性的民族。但如果你与印度人真正近距离接触后，就会发现这种印象确实错得有些离谱。尽管受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在印度偶尔也会发生恐怖袭击个案，但从整体上讲，他们仍是世界上各大民族中性情最为温和的一个。至于究竟是他们温和的性格孕育了佛教，还是与世无争的佛教感化了印度现已无从稽考，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找到一点印度人性格和善的历史渊源。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温和同时也导致了他们民族性格的软弱。印度人在面对压迫、不公时，通常习惯无原则地退让，有时这种妥协甚至达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这也是印度作为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大国，而仍能保持社会相对安定的原因所在。反观中国，虽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提倡谦恭、忍让，不过在压迫超出其容忍底线或原则范围时，中华民族反抗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却足以令世界侧目。
从历史视角看两国民众的这种性格差异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历史上，中、印都曾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但两国面对侵略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印度在遭受侵略时，表现得十分懦弱，例如英国仅以微小的代价就彻底征服了莫卧尔王朝，而印度在长达二百多年的被殖民统治期间却从未进行过像样的抵抗，即便是颇具影响的“猪油牛脂”事件（密拉特事件）也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更可悲的是在其独立半个多世纪后，印度人仍就把英国当成其宗主国，虽然他们不愿公开承认喜欢英国，但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印度人把能与英国刮上一点关系当作是一种高贵的标志。相较印度，中国虽然也曾被外族全面占领过，却从来没有被完全征服过。面对侵略、压迫，与印度人同样善良、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却展现了其他民族难以企及的顽强与坚韧，即便是在面对后来融入中华民族的满人的统治，他们同样进行了剧烈的反抗：从清初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还我中华”，纵使在繁荣的“康乾盛世”时，象“天地会”这样的组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清活动。
2.两国结怨之源
今天，印度人的对华情绪中不可否认带有一定的敌视成分，虽然不像我国大多数民众猜想的那样激进，但把中国当作印度假想敌的看法，无论在高层或民间还是普遍存在的。究其根源，除了中国与印度宿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外，主要还是因为其过于懦弱的民族性格而导致的极强民族自卑感使然。纵观历史，两国近现代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有着天渊之别：印度的自由是靠“非暴力不合作”这种近乎乞求的方式，趁“日不落帝国”国力衰退、日落西山之机换来的；而新中国则是在痛苦涅磐后，浴火重生的。对比之下，刚刚赢得独立的印度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通过乞求来换取自由，却无法依靠施舍来获得尊严与自信，于是他们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依当时的形势，应该说印度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为争夺雪域高原上的一块不毛之地而与中国大打出手，从其战争准备情况看，似乎印度高层也并未奢望在军事上全面击败中国，他们只是想通过“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进而在外交上压中国一头，以此来给本国民众打上一针强心剂，因为他们太需要一点什么来证明自己了。其实印度人出于自卑心里而急于自我证明的的行为我们应该并不陌生，例如：中国对西方鼓噪的“威胁论”避之犹恐不及，而印度却恨不得把它往自己身上拉，好借以证明自己也很强大；还有，印度媒体在形容本国科技发展时，对“世界领先”、“举世无双”这些形容词用得轻车熟路、信手拈来，极尽自我吹嘘只能事，这些都说明他们相当渴望找到一种证明自身能力的途径。至于印度为何选择中国作为对手，除了与之接壤且有领土争端外，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足够强大，可以充分巩固其民族自信，而且他还没有强大到无法战胜的地步（他们自认为），而中国的容忍又使他们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事实上，当1953年7月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第一份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书上签字时，印度就应该对他们的这位老邻居重新审视一番了。此时的中国，纵使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无力压低他已昂起的头颅。但遗憾的是印度当年仆从英国侵华时，中国人留给他们愚昧、软弱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于是，尼赫鲁政府草率地发动了这场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与错误对手进行的错误战争。
然而，印度政府把提升自信寄望于他人的做法只能是事与愿违。那些靠虚妄的民族情绪武装起来的印度军队，在战斗中一触即溃。结果中国仅动用数万部队，就打得印度上下弥漫着亡国之气，他们最终并没有看到企盼已久的胜利，取而代之的却是更深的绝望。如此一来，印度人便把自身浮躁、轻率所带来的恶果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人践踏了他们的尊严，夺走了他们的希望，并因此在内心深处种下了难解的怨恨。坦率地讲，印度这种把对自身的失望迁怒于人的行为，从心理学角度讲，还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当年中国没有赢得那场战争，或赢得没有那么轻松、漂亮，印度人也许就不会憎恨中国，但北京政府也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用无价的领土和以鲜血、生命换来的尊严去施舍他人。
其实，同样作为刚刚建国不久，近现代备受欺凌、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战后中国对印度是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包容的，即便是面对印度的一些挑衅行为时，北京政府也是淡然处之，不似与西方世界那样针锋相对。本人并不了解印度高层对中方示出的种种善意做何解读，但在印度民众面前我们的这些做法确实适得其反，中国的低调态度在他们潜意识里常被理解成：“沉默是最大的蔑视”，他们眼中的印度就仿佛一个拼命要挤上牌桌的孩子，而中国却对他说：“你不够资格，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要插嘴”，这实质上是印度出于自卑而自我矮化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正是由于上述脆弱、扭曲的民族心态，导致中国的友善在印度非但未能起到冰释前嫌的作用，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猜忌与怨恨。事实上，民族尊严与自信要凭借自强和勤奋，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得来，而不是建立在肤浅的自我吹嘘与对其他国家的劫掠、欺诈上，同时这也需要一个相当漫长、艰辛的过程。中国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埋头苦干，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这也只不过让我们重拾阔别已久的尊严而已，却仍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信。至于印度，则更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脚踏实地地进行国家建设，而不是忙着在别人的脸上寻找自信，否则他们只会一直在自怨自艾中充当着世界的笑柄。
3.印度的战略优势与不足
虽说印度人在回顾自己近现代走过的历程时，找不到多少能让他们感到骄傲的理由，但个人认为印度在战略上还是握有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优势的。
尽管当今世界各国在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十分悬殊，但是由于通讯、媒体等交流手段的高度发达，这种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因此，不同国家单位土地面积与单位人口所具备的竞争能力变得更加接近了（请注意，是单位），像在鸦片战争中那样，英国依靠绝对的科技优势打得中国这样的大国几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以后不大可能重演。所以，抛开政策、体制等人为条件不谈，规模应该是目前维持国家整体竞争力最主要的客观元素，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欧盟各国才积极推进其内部整合的。上面所说的“规模”至少应该包括两部分，即相对广大的国土面积和相对众多的人口。广大的国土面积意味着广阔的战略纵深和相对富庶的自然资源；众多的人口则代表着拥有充裕的人才和劳动力。近年来，中国由于人口众多且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我们对世界人口压力的问题关注较多，但从国家整体战略角度看，在自然条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相对众多的人口是战略优势而非劣势。事实上像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一直都受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困扰。除此以外，众多的人口还能提供相对庞大的内部需求，而一个稳定、庞大的内需市场对提升自身经济安全性具有非凡的意义。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毫无疑问印度的人力资源优势是明显的；再者，印度几乎全境都在印度洋暖湿气候的控制下，较适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即使单纯比较领土面积，第七的世界排名仍然十分靠前。综上所述，印度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具备成为政治、军事强国先决条件的国家之一，但印度人自己似乎还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至少在民间是这样，否则他们不会表现得如此缺乏自信。
不过“规模效应”只是现今成为政治、军事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具备了人口、领土优势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强国，但仅仅是有可能而已。印度若要真正踏上强国之路还要面对很多挑战：
第一，印度联邦还不算巩固。其最大的民族——印度斯坦族仅占全国人口的不足50%。在印度民族的融合度也极低，各民族之间界限分明，种姓制度森严，甚至没有能共同使用的语言，笔者就曾亲眼见过由于母语不通，来自不同邦的两个印度人只能用英语交流。还有，宗教对印度民众仍有很深的影响，而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又相互排斥，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加了印度前途的不确定性。
第二，印度的国家经济体系发展严重缺乏均衡性。若论印度的发展现状，确有颇多不足之处可供指摘，但最可怕的并不是现有问题，而是其发展方向上的茫然。虽然印度目前也在进行改革，而这些变革多为局部的战术性调整，在宏观上人们尚看不到一个清晰、系统的发展思路。近几年，印度经济发展得很快，这主要是因为其基数过低，还有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许多投资商把劳动密集型生产基地转移到印度等因素造成的，而与她的改革措施关系不大。发展方向上的迷失使得他们在进行国家建设时缺乏全局观念，工业、农业、商贸、金融、国防等方面无法获得均衡发展，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致命的。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是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综合体现。当年苏联由于仅在重工业领域单“车”冒进，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等其它领域的发展，致使这座红色帝国大厦在一夜之间轰然崩塌，以至于到今天俄罗斯仍然国力孱弱。而像美国这样发展均衡的国家，即便是走向衰败也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现今印度发展失衡的问题与前苏联有几分相似，而且情况要更加糟糕，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她的软件行业，至于其它很多领域的发展几乎等同于零。在工业领域他们基本没有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也没有属于自己具备一定影响的品牌；农业还在延续产出率极低、近似于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就算在他们引以为荣的软件领域，印度所做的也多为脑力劳动输出，说白了就是替外国厂商进行子系统开发、给人打工。这一切都决定了印度的经济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另外，印度在国防领域的投入也与其国力和实际需要不相匹配。以印度的军事实力来应对现有威胁应该说绰绰有余，不过若想单单以此为资本来谋求更高的国际政治地位，它又显得过于单薄，尤其是印度还不具备尖端武器的独立研发和大规模生产能力，所谓的自研兵器，核心技术均来自他国，印度所做的只是造个壳子把这些技术装起来而已。因此，印度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外购装备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与其如此，倒不如把这些资源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其它领域来得更加扎实。
第三，印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尚不足以应对开放给其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冲击。这是印度资本主义国家政体所决定的，其实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的问题。用一种不太严谨的说法来解释，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由经济操控政治，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政治决定经济。纯粹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伤害我们已有切肤之痛，自不必多言，反之，简单的市场经济也有其无法回避问题，其中最主要一点就是这种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短视性，国家经济发展只是“跟着感觉走”，即便政府制定了具有前瞻性的长远发展规划也难以付诸实施，因为这些措施很可能会在短期内给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造成损失，所以，西方国家至今仍无法避免自由竞争所造成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由此累积而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的解决方法确实非常巧妙，其延续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战略上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操控权，而在战术上又采用市场经济对生产进行微观调控，这样即避免了纯自由经济带来的短视弊端，也保证了供求关系得以迅速反馈，从而防止了纯计划经济造成过于主观、武断的问题，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便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与世界进行密切商贸往来的同时，仍能保持其金融体系高度独立，这同时也是中国在历次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如此市场环境下，任何带有敌意的外来资本一旦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政府即可通过多样的政策调控手段终止其活动。而印度却不具备中国那样的铁腕调控机制，因此盲目地学习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难免会东施效颦、弄巧反拙。由于和西方国家相比印度的经济规模还太小，在商贸往来中处于明显的守势，因此那些大量涌入而又缺乏监管的外来资本在短期内也许会提振印度经济，但从长远来看它很有可能成为西方大国金融入侵的主要手段，进而使印度的政治、经济体系丧失独立性，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时，印度则必然会沦为外来金融资本的“垃圾倾倒场”。
第四，人口问题。前面提到了人口优势对于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正面价值，但有个前提，就是这个数字不能超过其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目前印度十一亿的人口已接近约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承载能力的上限。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人口膨胀所带来的粮食、能源短缺和失业等问题将严重危害印度的社会稳定，制约其国家发展。
最后，印度对中国还有一项劣势，那就是地形。从军事角度讲，中印边境一旦爆发战事，假如中国军队突入印度境内，喜玛拉雅山南麓即为广阔的印度平原，印度几乎无险可守，面对强大的中国陆军，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这说明印度并不具备军事挑战中国的条件。
4.对印策略的继承与发展
也许大家还记得当年毛泽东主席在决定对印自卫还击时曾说过，此仗不打则已，要打就打出威风来，保证三十年和平。如今将近四十六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那场战争已经超额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接下来中印关系何去何从，则是考验我们这一代人智慧的时候了。再打一仗吗？中国有些人一直主张对印采取强硬政策，甚至不惜一战来解决边境问题。他们习惯以“敢”与“不敢”来评判国家的外交政策，动辄用“有种怎样”、“够胆如何”的语气来讨论国际事务，不过这种论调从战略角度看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虽说如今中国已与1962年时不可同日而语，但印度也不是当年的印度，她已是受到国际承认的七个有核国家之一了。诚然，如果无所顾及，按动核弹发射按钮也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事关国家兴亡、民族安危时就不能如此意气用事，要知道不考虑后果的勇敢只能称作鲁莽，不计代价的果断也只能说是轻率，假如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叫爱国的话，那么恐怕没人比“希特勒”、“东条英机”更爱国了，可是他们最终给自己的祖国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在“勇敢”了以后，又有多少把握我们的对手“不敢”呢？万一我们的对手也“敢”了，然后呢？以中国的实力并非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夺回这些土地，只是这样做会引发一系列连带问题，并且战争只是解决国际问题最无奈的手段，而非长久之计，四十多年前我们虽然取得了大胜，如今仍然无法回避双方的领土争端问题，我们的前辈如果真的希望最终用武力来解决两国争端的话，恐怕就不会在对印战争取得胜利后仍然暂时让出有争议领土了。现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和相对友善的国际空间，待我们完成现代化建设，重返世界民族之巅的时候，这些争执便不再是问题了。
由于印度联邦体系并不巩固，还可能有人会主张支持印度的反对派甚至分裂势力，从而达到肢解印度的目的。本人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讨论过，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的国家来说，自身的发展成败才是决定其兴衰的根本因素，至于外界的围堵、遏制、颠覆只是次要的诱发因素。也就是说对印度采取颠覆、分裂的手段不一定会奏效，一旦失败，这种威胁对方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会另两个民族结下不解之怨，况且中国也有些统一问题需要来自包括印度在内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有些得不偿失。还有，纵使肢解印度成功，在附近出现一些纷争不断、战乱频仍的有核国家对中国来讲也未必真的有利。
回顾历史，其实中印两国在1962年之前并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为什么到了今天，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相似回忆，又同样是性情温和的民族却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呢，难道我们不能和平共处，甚至相互支持、背靠背面向世界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中印之间并不存在无可调和的矛盾，两国的相互敌视也主要是某些历史原因与缺乏沟通造成的。
在探讨中印关系发展之前，我们不妨先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做以概观。印度的对华态度从官方到民间应该说都具有一定的两面性。印度政府从战后中国撤军至今，一直在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进行国防建设时他们也喜欢和中国攀比。还有，随着国力的提升，南亚次大陆霸权地位的诱惑使得印度蠢蠢欲动，而中国的势力一直被他们视为印度称霸南亚的最大障碍。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与中国正面为敌，由于同属第三世界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印度又经常和中国站在一起，即使两国交战期间新德里政府也没改变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态度。而他们对安倍晋三提出“亚洲自由之弧”构想的冷漠回应，也说明印度政府并没有丧失理性，他们不愿为西方势力所利用，充当反华的火箭筒。不过印度的政体决定其高层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还是不得不迁就一下民间情绪，哪怕它并不那么理性。而印度民间的反华情绪则多半是相当抽象、概念化的，他们惯性地把中国政府和军队当成是敌人，但这种情绪却并不针对中国民众，在个体交往中他们并不会因为对方是中国人而排斥对方。事实上，由于社会背景比较接近，双方又都比较友善、乐于与人沟通，中国人与印度人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因此双方民众的交往一般都比较融洽。
比较之下，中国民众对印度的态度更多的并非敌视，而是对他们国家发展不利的轻蔑和自吹自擂行为的讥讽与嘲弄，至于那些对印度怀有极端情绪的人，绝大多数并不了解印度，他们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未经证实的媒体和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主观臆断。其实，目前在两国关系中，北京政府的态度应该说是最为稳定、明确，同时也是相当理性、务实的。长期以来，包括对印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也对印度表现得相当友善。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印度入常的问题。事实上从利益角度出发客观地说，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不希望分散已有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又都想在安理会中扩大己方势力的影响。如果安理会扩编势在必行的话，在四个可能国家里，中国是坚定地站在印度一边的，对此中国的理由很简单：目前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更多的国家来代表第三世界说话。上述行为表明北京政府在战略上是把印度当作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并非敌人。
由于中国对印度在心态和实力对比上都握有相当的优势，而让弱势一方主动示好他们在情感上会比较难于接受，所以发展两国关系时主动权在中国这边，假若我们采取主动则更能彰显大国的胸襟和气度。但这种主动并不是指一味地示好，事实也证明由于印度民族心态过于自卑、敏感，单纯在外交上保持友善无法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印度的民族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外交策略。
目前中国政府发展对印关系需要面对两个课题：1.增进两国的战略互信；2.遏制印度的霸权野心。因为民间情感是国家战略关系的基础，又因为两国民众长期处于被自然和人为因素阻隔、缺乏沟通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以增进两国民间交流就成了建立战略互信的关键。只有在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了对方的温和、友善后，我们才不会把对方视为威胁；在印度百姓感受到了中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性格中的顽强与坚韧后，他们便不会再有勇气觊觎、侵夺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百姓看到了印度人的聪慧和勤劳后，也不会再把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民族看得除了吹牛以外而一无是处了。进行民间交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双方必须先搁置争议，这需要两国政府取得一定的共识，至此就关系到了如何遏制印度霸权野心的问题。说到底中印关系只是中国国际战略棋局里的一个分支，中国的对印态度于改变印度政府谋求地区霸权的决心并不起决定性作用，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同西方尤其是美国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胜者最终将赢得印度的倾向。
虽说发展双边关系是两国互动的事情，不过中国在促进人员交流方面的很多工作还是有加强空间的。1.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力度。由于两国战略互信不足，初始阶段主导投资的企业不宜有太多的官方背景，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鼓励一些民间企业参与投资；在投资方向上也应该暂时回避能源、矿产、通讯等战略性产业，而集中于一些有助于增加就业、利于提升当地百姓生活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期获得民众的认同，待条件成熟后再向其它领域扩展。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可以增进两国人员往来，从而化解由于缺乏沟通而造成的相互敌视；其次，前文中提到印度的国家经济体系较容易受外来资本的控制，与其让西方国家捷足先登，倒不如近水楼台，先期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在日后印度问题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2.适当放宽印度人来华留学的限制，必要的话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诸如奖学金等优惠条件。这样一来让印度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回国后多半会进入国家的一些关键机构任职，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两国的战略敌对关系。3.香港可以在中印之间发挥更多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由于同样具有英国殖民地背景，香港和印度一直交往都比较密切，对于这个有利条件大陆方面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对于运作细节相信那些对香港有较多了解的人比本人要更有发言权。
另外有必要谈一下媒体对增进两国民间交流的影响。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基本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尤其是印度和西方媒体。由于媒体的商业化运作，导致其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和准则。本来媒体报道的基本要求就是客观、公正，因为是人为操作，所以实现绝对的客观、公正也并不太可能，但至少应该保证报道的真实性。而印度受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影响，政府对媒体监管颇为不力，致使他们可以任意杜撰具有轰动效应的中印军事、外交事端。例如此前不止一次关于中国大规模武装侵入印度领土的不实报道，印度官方只能忙不迭地出面予以澄清，这对两国关系发展伤害极大。当然也不排除这些媒体具有西方背景，刻意挑拨中印之间敌对情绪的可能，设想如果两国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究竟对谁有利？显然并非中印当中的任何一方。而中国的部分媒体，虽说没有肆意杜撰，但他们对某些不实报道的转载在客观上同样起到了挑拨作用。从另一个层面说，这些媒体是把核实消息来源的责任推给了受众，而受众并没有核实的途径，因而只好权且信其有。所以，这些媒体应该从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谨慎从事，尽量避免为追求阅览量带来的商业利益而盲目散布未经证实、具有煽动性的消息。
最后中国在发展中印关系同时，有必要关注一下巴基斯坦的感受。中巴同盟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而并非完全是出于利益关系结成的，这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国家友谊。从长远来看，中印关系缓和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协调中、印、巴三国关系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议题，对此本人智慧有限，一时无以为论，相信凭借三国人民的智慧，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最终会处理好这层复杂关系的。
2008年7月2日
印度
1.中、印误解与民族性格差异
作为亚洲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文明古国，中、印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但边境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却使得这两个相互毗邻的国家咫尺天涯，二者之间的交往从没有达到过陆上接壤国家应有的频密程度。及至近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原本可以通过日益完善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来突破“喜玛拉雅”等这些天然屏障，从而打开中、印间交流的通途。但遗憾的是，真正由两国主导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却是以战争的形式来完成的。此后，不同的意识形态、彼此的敌视情绪又在两国间划上了一道人为的政治鸿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绝大多数印度民众对中国知之甚少，对他们来说中国仅仅是一个人口众多，并且同印度打过一仗的大“邻居”，而对我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信息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从中国的角度看，民众对印度的了解程度同样也是各大国当中最少的，甚至远不如万里之遥的欧美国家。在古代，“天竺”于大多数中国民众心里，有如佛教中的“极乐世界”一样，神秘且遥不可及。而现今，与其说国人对印度是缺乏了解，倒不如说有较深的误解来得更加确切。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也许是因为相貌特征相近，中国人习惯在潜意识里把其他种族分成几类：诸如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包括盎格鲁-萨克逊人）和斯拉夫人等通常被划在一起；而雅利安人的另一分支波斯人又容易被和阿拉伯人、印度人（包含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等）归为一类。不过事实上这些民族在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根本无法混为一谈，而这当中尤以对印度的误解程度最深。按照我们习惯的看法，印度人与波斯、阿拉伯等同属性情彪悍，极富进攻性的民族。但如果你与印度人真正近距离接触后，就会发现这种印象确实错得有些离谱。尽管受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在印度偶尔也会发生恐怖袭击个案，但从整体上讲，他们仍是世界上各大民族中性情最为温和的一个。至于究竟是他们温和的性格孕育了佛教，还是与世无争的佛教感化了印度现已无从稽考，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找到一点印度人性格和善的历史渊源。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温和同时也导致了他们民族性格的软弱。印度人在面对压迫、不公时，通常习惯无原则地退让，有时这种妥协甚至达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这也是印度作为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大国，而仍能保持社会相对安定的原因所在。反观中国，虽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提倡谦恭、忍让，不过在压迫超出其容忍底线或原则范围时，中华民族反抗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却足以令世界侧目。
从历史视角看两国民众的这种性格差异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历史上，中、印都曾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但两国面对侵略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印度在遭受侵略时，表现得十分懦弱，例如英国仅以微小的代价就彻底征服了莫卧尔王朝，而印度在长达二百多年的被殖民统治期间却从未进行过像样的抵抗，即便是颇具影响的“猪油牛脂”事件（密拉特事件）也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更可悲的是在其独立半个多世纪后，印度人仍就把英国当成其宗主国，虽然他们不愿公开承认喜欢英国，但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印度人把能与英国刮上一点关系当作是一种高贵的标志。相较印度，中国虽然也曾被外族全面占领过，却从来没有被完全征服过。面对侵略、压迫，与印度人同样善良、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却展现了其他民族难以企及的顽强与坚韧，即便是在面对后来融入中华民族的满人的统治，他们同样进行了剧烈的反抗：从清初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还我中华”，纵使在繁荣的“康乾盛世”时，象“天地会”这样的组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清活动。
2.两国结怨之源
今天，印度人的对华情绪中不可否认带有一定的敌视成分，虽然不像我国大多数民众猜想的那样激进，但把中国当作印度假想敌的看法，无论在高层或民间还是普遍存在的。究其根源，除了中国与印度宿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外，主要还是因为其过于懦弱的民族性格而导致的极强民族自卑感使然。纵观历史，两国近现代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有着天渊之别：印度的自由是靠“非暴力不合作”这种近乎乞求的方式，趁“日不落帝国”国力衰退、日落西山之机换来的；而新中国则是在痛苦涅磐后，浴火重生的。对比之下，刚刚赢得独立的印度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通过乞求来换取自由，却无法依靠施舍来获得尊严与自信，于是他们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依当时的形势，应该说印度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为争夺雪域高原上的一块不毛之地而与中国大打出手，从其战争准备情况看，似乎印度高层也并未奢望在军事上全面击败中国，他们只是想通过“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进而在外交上压中国一头，以此来给本国民众打上一针强心剂，因为他们太需要一点什么来证明自己了。其实印度人出于自卑心里而急于自我证明的的行为我们应该并不陌生，例如：中国对西方鼓噪的“威胁论”避之犹恐不及，而印度却恨不得把它往自己身上拉，好借以证明自己也很强大；还有，印度媒体在形容本国科技发展时，对“世界领先”、“举世无双”这些形容词用得轻车熟路、信手拈来，极尽自我吹嘘只能事，这些都说明他们相当渴望找到一种证明自身能力的途径。至于印度为何选择中国作为对手，除了与之接壤且有领土争端外，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足够强大，可以充分巩固其民族自信，而且他还没有强大到无法战胜的地步（他们自认为），而中国的容忍又使他们进一步确信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事实上，当1953年7月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第一份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书上签字时，印度就应该对他们的这位老邻居重新审视一番了。此时的中国，纵使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无力压低他已昂起的头颅。但遗憾的是印度当年仆从英国侵华时，中国人留给他们愚昧、软弱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于是，尼赫鲁政府草率地发动了这场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与错误对手进行的错误战争。
然而，印度政府把提升自信寄望于他人的做法只能是事与愿违。那些靠虚妄的民族情绪武装起来的印度军队，在战斗中一触即溃。结果中国仅动用数万部队，就打得印度上下弥漫着亡国之气，他们最终并没有看到企盼已久的胜利，取而代之的却是更深的绝望。如此一来，印度人便把自身浮躁、轻率所带来的恶果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人践踏了他们的尊严，夺走了他们的希望，并因此在内心深处种下了难解的怨恨。坦率地讲，印度这种把对自身的失望迁怒于人的行为，从心理学角度讲，还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当年中国没有赢得那场战争，或赢得没有那么轻松、漂亮，印度人也许就不会憎恨中国，但北京政府也别无选择，我们不可能用无价的领土和以鲜血、生命换来的尊严去施舍他人。
其实，同样作为刚刚建国不久，近现代备受欺凌、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战后中国对印度是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包容的，即便是面对印度的一些挑衅行为时，北京政府也是淡然处之，不似与西方世界那样针锋相对。本人并不了解印度高层对中方示出的种种善意做何解读，但在印度民众面前我们的这些做法确实适得其反，中国的低调态度在他们潜意识里常被理解成：“沉默是最大的蔑视”，他们眼中的印度就仿佛一个拼命要挤上牌桌的孩子，而中国却对他说：“你不够资格，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要插嘴”，这实质上是印度出于自卑而自我矮化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正是由于上述脆弱、扭曲的民族心态，导致中国的友善在印度非但未能起到冰释前嫌的作用，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猜忌与怨恨。事实上，民族尊严与自信要凭借自强和勤奋，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得来，而不是建立在肤浅的自我吹嘘与对其他国家的劫掠、欺诈上，同时这也需要一个相当漫长、艰辛的过程。中国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埋头苦干，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这也只不过让我们重拾阔别已久的尊严而已，却仍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信。至于印度，则更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脚踏实地地进行国家建设，而不是忙着在别人的脸上寻找自信，否则他们只会一直在自怨自艾中充当着世界的笑柄。
3.印度的战略优势与不足
虽说印度人在回顾自己近现代走过的历程时，找不到多少能让他们感到骄傲的理由，但个人认为印度在战略上还是握有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优势的。
尽管当今世界各国在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十分悬殊，但是由于通讯、媒体等交流手段的高度发达，这种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因此，不同国家单位土地面积与单位人口所具备的竞争能力变得更加接近了（请注意，是单位），像在鸦片战争中那样，英国依靠绝对的科技优势打得中国这样的大国几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以后不大可能重演。所以，抛开政策、体制等人为条件不谈，规模应该是目前维持国家整体竞争力最主要的客观元素，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欧盟各国才积极推进其内部整合的。上面所说的“规模”至少应该包括两部分，即相对广大的国土面积和相对众多的人口。广大的国土面积意味着广阔的战略纵深和相对富庶的自然资源；众多的人口则代表着拥有充裕的人才和劳动力。近年来，中国由于人口众多且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我们对世界人口压力的问题关注较多，但从国家整体战略角度看，在自然条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相对众多的人口是战略优势而非劣势。事实上像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一直都受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困扰。除此以外，众多的人口还能提供相对庞大的内部需求，而一个稳定、庞大的内需市场对提升自身经济安全性具有非凡的意义。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毫无疑问印度的人力资源优势是明显的；再者，印度几乎全境都在印度洋暖湿气候的控制下，较适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即使单纯比较领土面积，第七的世界排名仍然十分靠前。综上所述，印度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具备成为政治、军事强国先决条件的国家之一，但印度人自己似乎还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至少在民间是这样，否则他们不会表现得如此缺乏自信。
不过“规模效应”只是现今成为政治、军事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具备了人口、领土优势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强国，但仅仅是有可能而已。印度若要真正踏上强国之路还要面对很多挑战：
第一，印度联邦还不算巩固。其最大的民族——印度斯坦族仅占全国人口的不足50%。在印度民族的融合度也极低，各民族之间界限分明，种姓制度森严，甚至没有能共同使用的语言，笔者就曾亲眼见过由于母语不通，来自不同邦的两个印度人只能用英语交流。还有，宗教对印度民众仍有很深的影响，而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又相互排斥，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加了印度前途的不确定性。
第二，印度的国家经济体系发展严重缺乏均衡性。若论印度的发展现状，确有颇多不足之处可供指摘，但最可怕的并不是现有问题，而是其发展方向上的茫然。虽然印度目前也在进行改革，而这些变革多为局部的战术性调整，在宏观上人们尚看不到一个清晰、系统的发展思路。近几年，印度经济发展得很快，这主要是因为其基数过低，还有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许多投资商把劳动密集型生产基地转移到印度等因素造成的，而与她的改革措施关系不大。发展方向上的迷失使得他们在进行国家建设时缺乏全局观念，工业、农业、商贸、金融、国防等方面无法获得均衡发展，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致命的。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是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综合体现。当年苏联由于仅在重工业领域单“车”冒进，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等其它领域的发展，致使这座红色帝国大厦在一夜之间轰然崩塌，以至于到今天俄罗斯仍然国力孱弱。而像美国这样发展均衡的国家，即便是走向衰败也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现今印度发展失衡的问题与前苏联有几分相似，而且情况要更加糟糕，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她的软件行业，至于其它很多领域的发展几乎等同于零。在工业领域他们基本没有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也没有属于自己具备一定影响的品牌；农业还在延续产出率极低、近似于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就算在他们引以为荣的软件领域，印度所做的也多为脑力劳动输出，说白了就是替外国厂商进行子系统开发、给人打工。这一切都决定了印度的经济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另外，印度在国防领域的投入也与其国力和实际需要不相匹配。以印度的军事实力来应对现有威胁应该说绰绰有余，不过若想单单以此为资本来谋求更高的国际政治地位，它又显得过于单薄，尤其是印度还不具备尖端武器的独立研发和大规模生产能力，所谓的自研兵器，核心技术均来自他国，印度所做的只是造个壳子把这些技术装起来而已。因此，印度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外购装备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与其如此，倒不如把这些资源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其它领域来得更加扎实。
第三，印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尚不足以应对开放给其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冲击。这是印度资本主义国家政体所决定的，其实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的问题。用一种不太严谨的说法来解释，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由经济操控政治，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政治决定经济。纯粹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发展造成的伤害我们已有切肤之痛，自不必多言，反之，简单的市场经济也有其无法回避问题，其中最主要一点就是这种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短视性，国家经济发展只是“跟着感觉走”，即便政府制定了具有前瞻性的长远发展规划也难以付诸实施，因为这些措施很可能会在短期内给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造成损失，所以，西方国家至今仍无法避免自由竞争所造成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由此累积而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的解决方法确实非常巧妙，其延续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战略上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操控权，而在战术上又采用市场经济对生产进行微观调控，这样即避免了纯自由经济带来的短视弊端，也保证了供求关系得以迅速反馈，从而防止了纯计划经济造成过于主观、武断的问题，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便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与世界进行密切商贸往来的同时，仍能保持其金融体系高度独立，这同时也是中国在历次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如此市场环境下，任何带有敌意的外来资本一旦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政府即可通过多样的政策调控手段终止其活动。而印度却不具备中国那样的铁腕调控机制，因此盲目地学习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难免会东施效颦、弄巧反拙。由于和西方国家相比印度的经济规模还太小，在商贸往来中处于明显的守势，因此那些大量涌入而又缺乏监管的外来资本在短期内也许会提振印度经济，但从长远来看它很有可能成为西方大国金融入侵的主要手段，进而使印度的政治、经济体系丧失独立性，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时，印度则必然会沦为外来金融资本的“垃圾倾倒场”。
第四，人口问题。前面提到了人口优势对于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正面价值，但有个前提，就是这个数字不能超过其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目前印度十一亿的人口已接近约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承载能力的上限。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人口膨胀所带来的粮食、能源短缺和失业等问题将严重危害印度的社会稳定，制约其国家发展。
最后，印度对中国还有一项劣势，那就是地形。从军事角度讲，中印边境一旦爆发战事，假如中国军队突入印度境内，喜玛拉雅山南麓即为广阔的印度平原，印度几乎无险可守，面对强大的中国陆军，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这说明印度并不具备军事挑战中国的条件。
4.对印策略的继承与发展
也许大家还记得当年毛泽东主席在决定对印自卫还击时曾说过，此仗不打则已，要打就打出威风来，保证三十年和平。如今将近四十六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那场战争已经超额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接下来中印关系何去何从，则是考验我们这一代人智慧的时候了。再打一仗吗？中国有些人一直主张对印采取强硬政策，甚至不惜一战来解决边境问题。他们习惯以“敢”与“不敢”来评判国家的外交政策，动辄用“有种怎样”、“够胆如何”的语气来讨论国际事务，不过这种论调从战略角度看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虽说如今中国已与1962年时不可同日而语，但印度也不是当年的印度，她已是受到国际承认的七个有核国家之一了。诚然，如果无所顾及，按动核弹发射按钮也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事关国家兴亡、民族安危时就不能如此意气用事，要知道不考虑后果的勇敢只能称作鲁莽，不计代价的果断也只能说是轻率，假如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叫爱国的话，那么恐怕没人比“希特勒”、“东条英机”更爱国了，可是他们最终给自己的祖国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在“勇敢”了以后，又有多少把握我们的对手“不敢”呢？万一我们的对手也“敢”了，然后呢？以中国的实力并非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夺回这些土地，只是这样做会引发一系列连带问题，并且战争只是解决国际问题最无奈的手段，而非长久之计，四十多年前我们虽然取得了大胜，如今仍然无法回避双方的领土争端问题，我们的前辈如果真的希望最终用武力来解决两国争端的话，恐怕就不会在对印战争取得胜利后仍然暂时让出有争议领土了。现在中国更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和相对友善的国际空间，待我们完成现代化建设，重返世界民族之巅的时候，这些争执便不再是问题了。
由于印度联邦体系并不巩固，还可能有人会主张支持印度的反对派甚至分裂势力，从而达到肢解印度的目的。本人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讨论过，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的国家来说，自身的发展成败才是决定其兴衰的根本因素，至于外界的围堵、遏制、颠覆只是次要的诱发因素。也就是说对印度采取颠覆、分裂的手段不一定会奏效，一旦失败，这种威胁对方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会另两个民族结下不解之怨，况且中国也有些统一问题需要来自包括印度在内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有些得不偿失。还有，纵使肢解印度成功，在附近出现一些纷争不断、战乱频仍的有核国家对中国来讲也未必真的有利。
回顾历史，其实中印两国在1962年之前并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为什么到了今天，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相似回忆，又同样是性情温和的民族却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呢，难道我们不能和平共处，甚至相互支持、背靠背面向世界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中印之间并不存在无可调和的矛盾，两国的相互敌视也主要是某些历史原因与缺乏沟通造成的。
在探讨中印关系发展之前，我们不妨先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做以概观。印度的对华态度从官方到民间应该说都具有一定的两面性。印度政府从战后中国撤军至今，一直在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进行国防建设时他们也喜欢和中国攀比。还有，随着国力的提升，南亚次大陆霸权地位的诱惑使得印度蠢蠢欲动，而中国的势力一直被他们视为印度称霸南亚的最大障碍。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与中国正面为敌，由于同属第三世界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印度又经常和中国站在一起，即使两国交战期间新德里政府也没改变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态度。而他们对安倍晋三提出“亚洲自由之弧”构想的冷漠回应，也说明印度政府并没有丧失理性，他们不愿为西方势力所利用，充当反华的火箭筒。不过印度的政体决定其高层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还是不得不迁就一下民间情绪，哪怕它并不那么理性。而印度民间的反华情绪则多半是相当抽象、概念化的，他们惯性地把中国政府和军队当成是敌人，但这种情绪却并不针对中国民众，在个体交往中他们并不会因为对方是中国人而排斥对方。事实上，由于社会背景比较接近，双方又都比较友善、乐于与人沟通，中国人与印度人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因此双方民众的交往一般都比较融洽。
比较之下，中国民众对印度的态度更多的并非敌视，而是对他们国家发展不利的轻蔑和自吹自擂行为的讥讽与嘲弄，至于那些对印度怀有极端情绪的人，绝大多数并不了解印度，他们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未经证实的媒体和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主观臆断。其实，目前在两国关系中，北京政府的态度应该说是最为稳定、明确，同时也是相当理性、务实的。长期以来，包括对印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也对印度表现得相当友善。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印度入常的问题。事实上从利益角度出发客观地说，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不希望分散已有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又都想在安理会中扩大己方势力的影响。如果安理会扩编势在必行的话，在四个可能国家里，中国是坚定地站在印度一边的，对此中国的理由很简单：目前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更多的国家来代表第三世界说话。上述行为表明北京政府在战略上是把印度当作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并非敌人。
由于中国对印度在心态和实力对比上都握有相当的优势，而让弱势一方主动示好他们在情感上会比较难于接受，所以发展两国关系时主动权在中国这边，假若我们采取主动则更能彰显大国的胸襟和气度。但这种主动并不是指一味地示好，事实也证明由于印度民族心态过于自卑、敏感，单纯在外交上保持友善无法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印度的民族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外交策略。
目前中国政府发展对印关系需要面对两个课题：1.增进两国的战略互信；2.遏制印度的霸权野心。因为民间情感是国家战略关系的基础，又因为两国民众长期处于被自然和人为因素阻隔、缺乏沟通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以增进两国民间交流就成了建立战略互信的关键。只有在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了对方的温和、友善后，我们才不会把对方视为威胁；在印度百姓感受到了中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性格中的顽强与坚韧后，他们便不会再有勇气觊觎、侵夺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百姓看到了印度人的聪慧和勤劳后，也不会再把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民族看得除了吹牛以外而一无是处了。进行民间交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双方必须先搁置争议，这需要两国政府取得一定的共识，至此就关系到了如何遏制印度霸权野心的问题。说到底中印关系只是中国国际战略棋局里的一个分支，中国的对印态度于改变印度政府谋求地区霸权的决心并不起决定性作用，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同西方尤其是美国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胜者最终将赢得印度的倾向。
虽说发展双边关系是两国互动的事情，不过中国在促进人员交流方面的很多工作还是有加强空间的。1.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力度。由于两国战略互信不足，初始阶段主导投资的企业不宜有太多的官方背景，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鼓励一些民间企业参与投资；在投资方向上也应该暂时回避能源、矿产、通讯等战略性产业，而集中于一些有助于增加就业、利于提升当地百姓生活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期获得民众的认同，待条件成熟后再向其它领域扩展。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可以增进两国人员往来，从而化解由于缺乏沟通而造成的相互敌视；其次，前文中提到印度的国家经济体系较容易受外来资本的控制，与其让西方国家捷足先登，倒不如近水楼台，先期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在日后印度问题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2.适当放宽印度人来华留学的限制，必要的话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诸如奖学金等优惠条件。这样一来让印度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回国后多半会进入国家的一些关键机构任职，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两国的战略敌对关系。3.香港可以在中印之间发挥更多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由于同样具有英国殖民地背景，香港和印度一直交往都比较密切，对于这个有利条件大陆方面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对于运作细节相信那些对香港有较多了解的人比本人要更有发言权。
另外有必要谈一下媒体对增进两国民间交流的影响。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基本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尤其是印度和西方媒体。由于媒体的商业化运作，导致其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和准则。本来媒体报道的基本要求就是客观、公正，因为是人为操作，所以实现绝对的客观、公正也并不太可能，但至少应该保证报道的真实性。而印度受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影响，政府对媒体监管颇为不力，致使他们可以任意杜撰具有轰动效应的中印军事、外交事端。例如此前不止一次关于中国大规模武装侵入印度领土的不实报道，印度官方只能忙不迭地出面予以澄清，这对两国关系发展伤害极大。当然也不排除这些媒体具有西方背景，刻意挑拨中印之间敌对情绪的可能，设想如果两国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究竟对谁有利？显然并非中印当中的任何一方。而中国的部分媒体，虽说没有肆意杜撰，但他们对某些不实报道的转载在客观上同样起到了挑拨作用。从另一个层面说，这些媒体是把核实消息来源的责任推给了受众，而受众并没有核实的途径，因而只好权且信其有。所以，这些媒体应该从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战略利益出发谨慎从事，尽量避免为追求阅览量带来的商业利益而盲目散布未经证实、具有煽动性的消息。
最后中国在发展中印关系同时，有必要关注一下巴基斯坦的感受。中巴同盟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而并非完全是出于利益关系结成的，这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国家友谊。从长远来看，中印关系缓和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协调中、印、巴三国关系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议题，对此本人智慧有限，一时无以为论，相信凭借三国人民的智慧，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最终会处理好这层复杂关系的。
2008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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